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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消费率逐渐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逐渐下降，也就是老龄化程度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净消费”人口的比例就会上升。这意味着，我国消费率上升，以及存款增速下降，可能是一种趋势性的现象。被动的消费率上升是难以持续的，当人们感受到收支压力时，就会减缓追赶消费升级的步伐；而借债消费者的长期消费能力也是受到削弱的。老龄化导致的消费率上升，则是以经济减速为代价的。

当时的中国大陆，“洗脚”是红海市场，但“足浴”是蓝海市场，粉红小店面人们见之多矣，主打“正规服务”的富侨简直是一股清流，分店开一家火一家，再加上跟风者和山寨者还未出现，于是尽管富侨身子骨还不壮，但已经具备不可挡之势。但是，还远未到“共富贵”的时候，分歧就已经在内部出现了。

除了“赢家通吃”的属性，平台企业还有另一个重要但容易被忽视的属性。平台企业往往是供应方和需求方接入并互动的“基础设施”，是交易设施的提供者，因此具有准公共品属性。梯若尔研究了处于“关键设施”、“基础设施”或者“瓶颈投入品”领域的企业，他认为，这类企业可以对下游企业“设置准入管制”或者“设置准入权”。这可能是平台企业出于自身商誉考虑，需要维护平台的交易秩序、保证参与者平等参与以及权益保护。平台的这一功能属性，就使平台成为一个“自律监管者”，设置“准入权”就成为一种必要的自律监管措施。如果反垄断当局不能容忍“准入权”管理的排他性行为，那么交易秩序，尤其是服务质量和安全性问题应该如何保障？如果允许这种“准入权”管理，作为基础设施的平台企业就有可能获得“垄断”高收益率，对此公共政策又该如何应对？

原来谈得较少的是责任投资，其实它的含义可能更加全面。首先，责任投资的典型做法是运用ESG（环境、社会、治理）标准来指导投资实践，在理念上更强调投资的可持续性，在实践中可以降低潜在的投资风险，比如在今年这个“雷声滚滚”的投资环境中，责任投资体现出天然的“避雷针”特点。

为此，《管理办法》要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应每年向社会公布运营服务质量承诺及履行情况，服务质量承诺应至少包括：列车正点率、自动检票机可靠度、投诉渠道、服务改进举措和计划等。根据新规要求，运营单位应建立乘客投诉受理处理制度，设置服务监督机构，公布服务监督电话，及时受理乘客投诉。对受理的乘客投诉，运营单位应在7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乘客。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管部门应建立乘客投诉受理处理制度，公布服务监督电话，及时受理乘客投诉。对乘客投诉自受理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应将处理结果告知乘客。

先进制造也是一个大方向。尽管近期中国先进制造业由于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但长期看对中国先进制造业反而是带来利好的。在这一事件教训之后，中国芯片制造业等产业势必会加大资金和技术方面投入，不断提高研发能力，来将这块短板业务做大做强，而且原来不采购中国器件的下游企业处于供应链安全性的考量也会增加对中国企业的培育和产品的采购。尤其值得看好的是，基于互联网为基础在消费或先进制造等领域的创新。此外，5G也值得关注。目前市场关注的人工智能及其实际应用都需要5G，未来在智慧零售、自动驾驶等方面应用都能对日常生活带来质的提升。长期来看，人工智能、区块链和物联网是三大发展方向。